【編者按】又是一年“考古時”。即日起，“考古2022”系列稿件將陸續見刊，這是澎湃新聞·私家歷史連續第四年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請8位學者撰寫總結性稿件，對過去一年中國的重大考古發現做全時段、全方位梳理，以饗讀者。2022年，隋唐時期的考古發現與研究取得新進展和新突破，以都城、墓葬為重點的傳統研究領域新發現不斷，隋唐考古涉及的空間范圍覆蓋隋唐帝國強盛期的全部疆域，從帝國首都長安到邊陲城鎮，用考古學方法探索隋唐時期帝國政治架構、民族政策、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從考古學角度來解讀隋唐國家、社會、族群、文化的構成，以及交流互動。為推動考古事業在新的起點上繼往開來、再創輝煌，“新時代百項考古發現”評選出爐。隋唐段有12項入選，其中遺址8項，墓葬僅4項。2022年的“考古中國”集中推介多項最新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隋唐段的西藏當雄墓地上榜。2022年8月24日至26日，由國家文物局指導，中國考古學會、中國文物報社、廣東省文化和旅游廳主辦，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辦，南沙區人民政府支持的“新時代考古發現與研究論壇”在廣州召開。城址的考古與研究2022年傳統的國家大遺址項目——隋唐長安、洛陽城持續開展工作，目前的趨勢是從宮皇城遺址向里坊、市場等與民眾社會生活相關的遺跡轉向。2022年隋唐洛陽城正平坊重點發掘西半坊的大型院落，該院落是以編號F21的大殿為核心的多進式庭院布局。F21平面近正方形，邊長約40米，規模宏大，南北皆為雙踏步。大殿的西南有西南-東北走向的廊道與殿西側的回廊相連。推測殿東南應也有一廊道與東側回廊相連，兩廊道東西對稱正“八”字形。殿址周圍出土有不少漢白玉碎塊與一件精美的漢白玉蓮花底座，還有“令”字殘瓷片，推測可能是舉行大型齋醮儀式的主要殿堂。從而確定目前發掘的這組建筑為安國女道士觀而非太平公主宅院。隋唐洛陽城宮城嘉豫門遺址，2014年考古發掘，遺跡分城墻、城門、城門、墩臺、道路、城門外水渠、建筑基址F1、F2等。嘉豫門為過梁式單門道結構。門道部分被近代溝破壞，復原門道寬4.2米、進深12.7米。墩臺南北21.6米，東西寬12.7米，殘高1米。城墻夯筑，寬9.5米。門道內外均發現蓮花磚鋪道路，南北對稱，路面寬約1.6米，北側保存較好。門道內有兩座建筑基址，平面方形，北側編號F1，與北墩臺東側蓮花紋磚鋪道路緊密相連，保存較好。東西長10.4米，南北寬6.2米。南側編號F2，保存較差。正平坊遺址考古發掘現場隋唐長安城的考古發掘有朱雀大街五橋遺址、安仁坊遺址、長安城東北角夾城及十王宅遺址，另外還有郭城安化門遺址、東市遺址等。配合小雁塔歷史文化片區綜合改造項目，西安市文物保護研究院考古發現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郭城內第七橫街及其南側的東西向水渠。考古實測朱雀大街寬130米，兩側有水溝。發掘了東側水溝，水溝穿郭城內第七橫街處發現成排的木柱遺跡，南北向并列，推斷為棧橋基礎。水溝呈口大底小的梯形，土壁斜向內收，底部平坦。郭城內第七橫街，位于安仁坊北側，與朱雀大街呈十字交通，僅發掘其南側部分路上有較為密集的車轍痕跡。東西向水渠位于第七橫街南側，與第七橫街同向。近年在外郭城第七橫街南側的豐樂坊、安仁坊北側一線都有發現，東西長度超過1000米。水渠呈口大底小的梯形，土壁斜向內收，底部平坦。根據遺跡現象、結合科技考古的測年，水渠開鑿年代可能早至隋朝或初唐時期。該渠橫穿朱雀門大街處發現5座橋基，等距離排列，居中橋基最寬，兩側4處橋基略窄。橋基由磚砌護岸和橋柱石礎組成。磚砌護岸和礎石均從渠底的生土二層臺上起建。護岸疊澀砌磚，每組護岸砌磚的東西兩端均向外呈八字，護岸南北對稱。橋柱礎石鋪設在生土渠壁與磚砌護岸間的生土二層臺上。居中橋基完整的應該是5塊礎石，北側尚存3塊。兩側的橋基完整的發現4塊礎石。橋基有晚期整修痕跡。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五橋遺址（張全民供圖）考古還發掘出隋唐安仁坊坊墻西北拐角的墻基，在安仁坊北墻發現一座門址，門外跨東西水渠上發現磚砌涵洞。據考古實測，中橋恰處于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軸線上，與明德門五門道的中門道南北相對。這是近年來關于隋唐長安城考古的最重要考古發現之一，這座缺失于文獻記載，遠離宮城、皇城的橋，與都城規劃中的金水橋扯不上關系，五門、五橋的元素卻與都城規劃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重要發現，將刷新對隋唐長安城中軸線的認知。2022年隋唐長安城東市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南區，即東市路南側區域，在考古發現的南北向道路L14與L15之間，發現了一處佛像窖藏坑。佛像窖藏坑（2022TCDST25SEH3），平面呈五邊形，四壁較直，深1.6米，該坑東壁，距唐代地面深0.42米，向東開有一圓角方形小龕。H3內距坑口0.8米處發現一具彩繪泥塑的天王像，頭朝西，面向北，腳向東。東西長1.2米，盤腿坐姿，彩塑衣領色彩鮮艷。小龕有門與H3相連，門為佛像的背屏樣式。以板瓦層壘封門。小龕平面圓角方形，邊長1.2米左右。其內以泥塑、陶質、石質佛像、佛塔等為主。局部進行清理后，進行打包回實驗室后再清理。從清理的情況來看，佛像大小不等，質地不同。除小佛像外，還有臉部貼金、高約1.5米左右的大佛像，大部分佛像沒有佛頭，從此跡象來看，可能與毀佛有關。目前該佛像窖藏坑出土遺物688件，主要為陶質小佛塔，還有善業泥佛。另外還出土彩繪天王俑、人物俑等。東市佛像窖藏坑東市出土佛像東市出土佛像東市出土佛像東市出土佛像為配合西安市唐城墻遺址公園建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院陜西第一工作隊聯合隋唐長安城遺址保護中心，對隋唐長安城安化門遺址進行發掘。安化門是郭城南墻的最西門，北對郭城北面芳林門，是長安城內貫通南北的主要干道，是連通城內外的重要樞紐，唐肅宗時稱達禮門。“甘露之變”時，宰相舒元輿就是從安化門出逃的。該門址曾于1958年進行過勘探，為一門三道結構。經過此次發掘確認門址為一門三道的過梁式結構，但門址西半部已遭全部破壞，僅存東墩臺、東門道、東隔墻等，門道寬4.5米，發現排?柱坑，確認門址東墩臺部分已經僅存基礎。墩臺復原東西35.4米，南北13.3米，門道寬4.2米，隔墻寬4.1米。另外東墩臺東側郭城南墻基礎保存，寬4.1米，未發現馬道遺跡。隋唐長安城東北角夾城及十王宅遺址，是近年來隋唐城考古的重要發現，2017-2022年持續多年的考古工作，廓清了隋唐城郭城東北隅的空間格局，對玄宗開始營建的夾城空間有新的認識。2022年，對遺址區十王宅東坊墻、東坊墻外的唐代道路、排水溝及外郭城北墻進行了發掘，十王宅東坊墻東距夾城墻12米，發現唐代道路，道路沿坊墻東北角轉拐向北，至十王宅北側的廣場。路面含有碎瓦礫，土質堅硬，發現車轍與踩踏痕跡。道路疊壓在排水溝上。排水溝位于坊墻東北角之外，疊壓于道路之下，分南北段和東西段，平面呈倒L形。水溝寬2.7-3.7，深1.25-1.5米。南北段南寬北窄，溝底北高南低。東西段溝底西高東低。坊墻夯筑，分墻基和墻體兩部分，寬均為2.7米，基槽深0.7、墻體殘高0.14米。郭城北墻夯筑，分墻基與墻體，墻基由西向東至與夾城墻相交處逐漸變寬，寬1.7-3.7、深0.9米。墻體殘寬3-3.7、殘高0.2米。經過發掘厘清了夾城修建前后郭城東北角格局的變遷。揚州城遺址：2022年對揚州桑樹腳唐宋大型建筑基址群、揚州宋大城北門外城防設施及唐代官河、宋代河道進行發掘。桑樹腳遺址發現夯土城墻、大型建筑基址群。夯土城墻推測為中唐和楊吳時期子城的南墻和羅城的北墻。大型建筑基址群時代從六朝至宋元，其中編號F1、F2建筑基址為晚唐五代十國時期。揚州宋大城北門外城防設施及唐代官河、宋代河道的發掘大收獲為解明夯土包磚墻體北側東段并未直接向東延伸，而是先向北而后向東，找到了夯土包磚墻體的最東端。連云港唐代建筑基址：為配合連云港海州體育館二期項目建設，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徐州博物館、連云港市博物館聯合進行了考古發掘。此次發掘最重要的收獲是發現了1處大型唐代建筑基址，保存較好，為連云港地區首次發現。該建筑基址為一處坐北朝南的兩進院落，自南向北共保留有21個遺跡單位，包括踏步、門道、庭院、水井、甬路、回廊、月臺、散水、柱洞、廁所、門房1間、東西廂房5間、北正房5間。建筑基址四圍墻基以石砌墻基為主，北正房、西廂房保存較好，東廂房保存較差。甬路和回廊保存較好，造型規整，采用瓦片鋪成，頂面龜背形，中間較兩側高出，寬92厘米。北正房平面呈長方形，保存較好，由墻基槽、石墻基、柱洞、門道組成。東西長31.6、南北寬9.7米，占地面積為306.52平方米。面闊五間，進深一間，內有南北縱向石墻基隔墻4列。北正房內部各間房間面積大小不同，似存在不同功能用途區分。其中最東側兩間面積較小，最中間面積最大，西北角有區隔一方形獨立小間和過道走廊。該建筑基址的興建年代大致為盛唐、中唐時期，廢棄年代大致為晚唐五代時期，其性質用途可能為衙署或廟宇類建筑。河北雄縣古州城3號遺址：3號遺址位于古州城內東南部，勘探時在3號遺址北部新發現了9、10號建筑遺址。3號遺址考古發掘揭露出殘存的夯土基臺、包磚、散水、踏步等。夯土基臺大致可分為早、晚二期。平面略呈長方形，晚期遺址東西長約24、南北寬約13米左右；基臺外側有包磚、散水；基址南側正中發現一處磚砌踏步殘跡，踏步兩側有包磚和散水殘跡。基址東西兩側疑似連接有延伸的廊房。出土遺物多為建筑構件，包括磚、瓦、瓦當，還出土有石碑刻與佛教遺物，像銅佛像、漢白玉蓮花座（顯慶四年）、石造像（武平六年）等。3號遺址可能為唐代莫（鄚）州官寺——開元寺的南山門遺址，是古州城考古新發現，也是古州城考古研究新的突破。3號遺址疊壓在“內城”南墻之上，為“內城”南墻的變革以及“外城”城墻的營建年代提供了有力參照。余杭故城遺址：2022年發掘位于杭州市余杭區南苕溪南岸的余杭南城。考古發掘東漢、六朝、北宋、元代的遺跡。余杭南城興建于東漢初年，考古發掘了東漢余杭城的東、西城墻和護城河，明確了城的范圍。城址平面略呈正方形，邊長約500米。城墻寬約22米，由黃土堆筑而成；護城河寬約20米，深約4米。六朝余杭城基本沿用了東漢余杭城的城墻和規模，加筑了東城墻，并且修筑了太興二年（東晉319年）紀年磚砌成的水涵洞。隋文帝時置杭州，余杭城升格為杭州州治，城址向東擴大。北宋雍熙初，余杭縣城再徙溪北，但南城仍然被使用。城內發現北宋晚期廢棄的高等級建筑基址，可能是稅務等官署機構。還發現了元代的西城墻、城門、護城河，是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浙江行省參知政事楊完者于溪南所筑之城。余杭故城各時期重要遺跡分布圖新登古城遺址：新登古城遺址位于杭州市富陽區新登鎮，自2020年-2021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富陽區文物保護中心等單位聯合進行考古發掘，發掘了南門、西門、東門、小東門等遺址，取得重要收獲。2021-2022年對北門遺址進行發掘，發掘面積458平方米，主要發現唐代、南宋、明代城門遺跡，出土唐代至明清時期陶瓷器、建筑構件等。唐代北城門遺址疊壓于南宋時門址之下，為單門道過梁式結構，平面呈長方形，整體結構保存較完整，由東西墩臺、中部門道、排水溝組成，東西長17.4米。墩臺由夯土和外側包磚組成。門道寬2.4米，南北進深8.46米，門道內發現唐至北宋道路。門道下建有排水暗溝，磚砌券頂結構，從城內延伸至城外，揭露長度15.8米，溝內寬50厘米。城臺包磚基槽內、排水溝基槽內出土晚唐時期青瓷。城門兩側與夯土城墻相接，城墻呈倒“八”字形向外延伸。南宋城門址由墩臺、門道組成。西墩臺外側包砌石塊，內填土，填土內出土北宋至南宋時期瓷片。東墩臺已殘。門道內發現磚瓦鋪砌路面和排水溝，排水溝是用香糕磚砌成。門道東側發現1塊門砧石。還發現明代門址殘跡。結合近年的發掘可知，新登古城唐代城墻與明清城墻范圍大體一致。新登古城唐代北門遺址的發現，是杭州乃至浙江地區考古發現結構最完整的唐代城門之一，晚唐至明清城門保存結構較完整，沿革清晰，可與羅隱《東安鎮新筑羅城記》、咸淳《臨安志》等文獻材料相互印證，為研究唐代以來城門城墻結構和營造技術提供了重要材料。近年來，新疆圍繞解決重大歷史問題，推動漢唐西域軍政建置、絲綢之路與中西文化交流等重大課題，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2022年新疆考古以尋城為目標的城址考古取得重要收獲。唐朝墩古城遺址：2022年重點對景教寺院圍墻和生活區進行了發掘，景教寺院以圍墻圍護，南側開有2處門道，寺院內西部是用于宗教活動的主體建筑，東部是包括庭院和房址在內的生活區，涵蓋了居住、儲藏和生產等不同性質的空間。景教寺院的圍墻和生活區房址包括唐代、高昌回鶻、西遼至蒙元等多個時期的遺存，判定該寺院始建于公元8世紀上半葉的唐代中期，至公元10世紀高昌回鶻時期經過大規模的擴建，并在使用過程中進行了多次修繕，約13世紀前后的西遼至蒙元時期遭到破壞并完成重建，繼續沿用至14世紀中后期最終廢棄。北庭故城遺址：2022年對編號13號的遺址進行發掘，清理灰坑37個、水井5個、房址1座，中部殘留一個晚期夯土臺基。出土諸多建筑殘件，發現了壁畫碎片，證明該建筑群應為宗教場所。根據發掘，13號遺址雖破壞嚴重，但應當和10、11號遺址共同構成品字布局。唐朝時這一區域是子城西南院落中的重要建筑群之一，根據悲田寺線索認為院落曾經承擔庭州和北庭都護府體系中佛教功能的作用。北庭大都護府治所遺址喀什汗諾依遺址：2022年度工作以遺址解剖為主，在遺址中部和北部進行解剖發掘，根據城墻內采樣測年，確認遺址距今960-1020年，發掘揭示出唐宋時期城邑形制大體面貌。哈密拉甫卻克城址：2022年發掘西城墻遺址，發掘清理出建筑基址、灰坑、水井，出土銅鏡、陶燈、陶石磨盤等。并在城北發現同時期的高等級墓葬區。初步判斷城址主體建造和使用是在唐初、中期，到高昌回鶻時期修繕沿用。認為拉甫卻克古城即為唐代伊州的納職城。巴里坤大河古城遺址：2021-2022年首次開展考古工作，確認城址由東、西相連的兩座城構成，城墻高大，有馬面、角臺，城門在東、南兩墻上，設置不對稱，軍事防御功能突出。出土遺物中有大量鐵鎧甲片、馬骨等。本次發掘明確了古城的形制、布局、營建過程、建筑特點和年代，確認是唐代伊吾軍城遺址。城址考古資料的刊發依舊穩健，都城的考古學研究，穩步推進。霍宏偉探討了隋唐洛陽含嘉倉城的布局（《隋唐洛陽含嘉倉城的布局略論》，《中原文物》2022年第5期）。趙春蘭等對烏茲別克斯坦阿弗拉西阿勃臺地城址壁畫中的高句麗使者身份進行考辨，認為戴鹖冠的高句麗武官使者身份應為大兄，表明高句麗晚期武官可兼使者職能，使者官職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烏阿弗拉西阿勃臺地城址壁畫高句麗使者身份考》，《四川文物》2022年第3期）。宗教遺存的考古與研究2022年隋唐考古另外一個突出現象是佛教寺院遺址的考古發掘出現井噴，考古發現的佛教寺院遺址有南京市浦口區九峰山路唐代寺廟遺址、山東博興龍華寺的北朝、隋、唐佛寺基址、晉陽古城的唐五代佛寺遺址、吉林琿春古城村寺廟址、西藏曲水溫江多遺址等。為配合南京市浦口區環保產業園的建設，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配合基建進行了調查勘探發掘，發現了墓葬與遺址等重要遺跡，其中包括唐代寺廟基址，呈“中”字型布局，現存建筑基址三座，自北向南依次為F1、F2、F3。三座建筑均由墊土基址和周邊散水組成，基址臺面高于周邊0.1-0.35米。從布局來看，F1是主體建筑，F2、F3為附屬建筑。F1位于整個建筑的中軸線，平面長方形，東西長24.6米，南北寬17.8米，整體布局尚存，基址南側居中有踏道，側邊有便道。F2位于F1南側，其北與F1散水相接并共用。平面長方形，東西寬12.25米，南北長20.75米。F3接F2南側，基址保存較差，東西殘寬2.75米，南北長5.1米。出土遺物有鎏金佛像、飛天石刻和大量蓮花瓦當及建筑構件等。推測為唐代中晚期寺廟建筑。山東博興龍華寺遺址：自2018-2021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博興縣博物館、濰坊市博物館、萊州市博物館、沂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對博興龍華寺進行全面考古發掘，寺院時代由北朝至隋唐分為三期，清理造像坑4個、鐵器窖藏坑1個、銅錢窖藏坑2個、水井2眼，并發現了大量精美文物。早期寺院由山門、大殿、講堂及院落組成，自南向北布局。山門外有活動廣場，山門破壞嚴重。大殿基址平面長方形，夯筑，分基槽與臺體。基址東西長29.06、南北殘寬11.17、基槽深0.6-0.75米，臺體殘高0.55-0.75米。大殿周邊有草木灰、燒土層，可能是大殿頂部因火燒毀塌落形成。講堂基址，夯筑，條狀夯土，南北共七個條狀夯土。基址分基槽與臺體，基槽東西長24.8、南北寬12米，臺體東西長22.4、南北寬9.1米，殘高0.7米。臺體南側中部有門道凹槽，東西長8米，寬0.5-0.6米，深0.3米，凹槽底部的兩端有柱洞。中期寺院在早期寺院基礎上擴修而成，由山門、大殿、講堂組成，自南向北布局。不同的是講堂的東西出現配殿，講堂和配殿間由廊廡相連。大殿、講堂、東西配殿臺基皆為夯筑基址，基址砌磚包邊。大殿基址夯筑，東西長26.5、南北殘寬10.6米，基礎厚0.7米，臺基殘高0.6-0.7米。講堂基址夯筑，東西長25、南北寬16、殘高0.55-1米。講堂門道向南，寬2.95米。基址南側還保留有散水的三角狀牙磚。東西配殿位于講堂東西側，以廊廡與講堂相連。東配殿基址東西11、南北20、臺基殘高0.6米。東配殿的南側和西側院落地面上有塌落的瓦層堆積，在瓦層上有二三十厘米厚的淤土，推斷雙配殿可能毀于水災。西配殿破壞無存。晚期寺院沿用中期寺院，布局與中期同。唐代院落是在淤土上墊土平整后形成，發現有南北向磚鋪道路。大殿臺基四周用磚砌護坡，磚砌護坡疊壓著早期的散水三角牙磚。講堂基址南側保存磚鋪散水和牙磚。出土文物豐富，以造像為主，有白陶、石、銅、錫等不同質地，發現有殘石碑和造像題記等。還有大量的陶、瓷器、鐵器、銅錢及板瓦、筒瓦、瓦當、鴟吻等建筑構件。早期寺院北齊始建；中期寺院隋代建造和使用；晚期寺院的下限應為唐代中期。寺院基址的發掘，對寺院的布局有了基本認識，對寺院的建造、使用、維修、廢棄的時代、原因、過程有了基本認識，精美的鎏金銅佛像、大量的白陶造像、石造像、錫佛像以及造像題記和碑刻的發現，對龍華寺研究提供重要資料。晉陽古城唐五代寺院遺址：2022年晉陽古城唐五代寺院考古發掘資料公布，這是對晉陽古城二號遺址自2013-2018年歷時六年考古發掘成果的全面報告。二號建筑基址南北長84、東西寬39.7米，為一南北向縱長方形三進院落布局，基址包括四座殿址、五個廊廡、三個庭院、一座碑廊、一座龜頭屋和一個門址等。基址中軸線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門址、前后兩座殿址和三個庭院相間，中軸線左右對稱分布有廊廡和附屬殿址。一號殿、二號殿是二號建筑基址中軸線上的主體建筑，由臺基、東西南北四個踏道及散水組成，為平面方形、面闊三間、進深三間、四面開門的“十”字殿。一號、二號廊廡，由臺基、踏道及散水組成。面闊七間，帶前廊。磉墩南北八排、東西三列，共二十四個。內部都有佛臺遺跡。由此可推測，一號庭院兩側的一、二號廊廡及北側的一號殿址可能為單純的禮佛場所。三號殿、四號殿均長方形，由臺基、踏道及散水組成，面闊三間，進深二間。磉墩南北四排，東西三列，共十二個。可能是樓閣式建筑，或為藏經閣。三、五號廊廡，由臺基、踏道及散水組成。面闊三間，帶前廊。磉墩南北四排、東西三列，共十二個。有火烤的痕跡和出有瓷片等遺物，與西側水井J2相距都不遠，這兩處廊廡可能為齋堂、廚房等。一、二號庭院，均長方形，四角抹角。庭院正中軸線上有露道，連接中軸線上的殿址。露道為南北向三排方磚錯縫平鋪，兩側單排勒邊磚和菱角牙子磚。二號庭院中有六邊形磚砌花圃。三號庭院后很可能是法堂、方丈室或還有僧堂、寮房等建筑。另外，龜頭屋基址，平面大致呈“凸”字形，面闊三間，前帶廊，后廡進深二間。磉墩南北四排、東西四列（最東列僅中間兩個），共十四個。包邊磚外側鋪設散水。龜頭屋的發現，填補了這一時期此類建筑基址的空白。南門址由臺基、南北踏道和散水組成，面闊三間，進深二間。南門址東西均有挾屋，根據磉墩布局判斷，為帶前廊的單間房屋。根據地層疊壓關系，結合出土遺物，可知該建筑的建造年代不早于后唐，不晚于晉陽古城的毀棄年代，即979年。二號建筑基址是考古發掘的唐五代佛教寺院基址中，目前揭露面積最大、最為完整的，該建筑基址的發掘對于研究這一時期寺院的布局有重要的幫助，同時為研究晉陽古城城市布局也有重要的意義。西藏曲水溫江多遺址：位于拉薩市曲水縣溫江鎮，發現于20世紀80年代，是吐蕃時期重要的政治與佛教中心之一。據《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及吐蕃《諧拉康乙碑》《江浦建寺碑》的記載可知：公元700至712年，太后墀瑪類（704-712年在位）曾在此攝政和會盟；公元787年，此地作為“宮殿”發出贊普赤松德贊（755-797年在位）的文誥；贊普赤祖德贊（815-838年在位）時期，在這里修建了輝煌的寺院。2021年至2022年，作為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經國家文物局批準，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西北大學文物研究所聯合對遺址核心區開展了首次科學考古調查與發掘，并對周邊建筑基址、佛塔、墓葬、修行洞等進行了初步踏查，對部分遺址進行考古發掘，這是對吐蕃時期高級宮殿和佛寺建筑遺跡進行的首次科學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階段性成果。。遺址集中分布在吾香拉康圍墻內，東西240、南北280米。現存遺跡主要有中央建筑、大四角塔、龜趺碑座等，與桑耶寺四塔一殿的布局相似。中央建筑位于吾香拉康中部，該區域應為原溫江多宮及“溫江多誓愿祖拉康”的核心建筑。考古發現在其南、北、西側，發現有不同層位的土石建筑基礎及祭祀坑。四角大塔，位于吾香拉康的四角，根據考古發掘的西南塔和東北塔可知四角大塔形狀和規格完全相同，平面呈“亞”字形，邊長約18米。測年表明，它建于公元8世紀中后期，即吐蕃王朝晚期。西南塔東側出土大量11至12世紀的塔形擦擦。四角大塔之間有小塔基。龜趺碑座位于西部中段，花崗巖質，座長2.38米，是目前所見吐蕃龜趺座中體量最大的一件。遺址出土帶釉瓦當、板瓦、琉璃磚等遺物帶有明顯的唐文化特征；而佛塔、建筑基址周邊配置祭祀性的遺物坑等則反映了吐蕃本土文化的特點。這是首次對吐蕃時期高等級的離宮和佛寺建筑遺址進行考古調查發掘，為研究公元7至9世紀吐蕃與中原唐王朝及其他地區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貴材料，是“絲綢之路”南亞廊道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的重要實證。吉林琿春古城村寺廟址：位于吉林省琿春市三家子滿族鄉古城村東側。遺址西約100米為唐代渤海國的溫特赫部城，西北約4公里為唐代渤海國的東京八連城。2016年至2022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琿春市文物管理所對古城村1號、2號寺廟址進行了主動性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收獲。古城村1號寺廟址嚴重破壞，發現火炕一處、墻體基槽四段、磉墩三個，建筑布局與結構不明，出土佛教造像殘片約2000余件、瓦件殘片8.38噸，確認遺址為佛寺。填補了圖們江流域高句麗考古遺存發現空白，是我國境內發現的第一處高句麗佛寺，寺廟址可能始建于公元5世紀初前后，也是我國東北地區已發現最早的佛寺遺址，出土文物為探討中原佛教物質文化對東北邊疆地區的影響提供了重要素材。古城村2號寺廟址。確認該寺廟址存在早、晚兩期遺存。早期佛寺遺跡遭嚴重破壞，目前發掘的遺跡有兩類，一是墻體基槽，推測系佛寺西墻殘跡；二是建筑基址，臺基范圍與平面柱網結構不明。晚期佛寺遺跡保存較好，整體范圍東西約120米、南北約80米。南北中軸線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佛殿、佛堂等主體建筑，中軸線西側自北向南建有禪房及生活類建筑。目前尚未發現佛寺圍墻、回廊及山門等建筑。發掘建筑臺基5座（分別編號為TJ1-TJ5），其中1、2、5號臺基位于南北中軸線上，3、4號臺基位于中軸線以西。南北中軸線上的臺基推測為佛殿、佛堂等。佛殿（1號）平面呈長方形，其上原建有倒“凹”字形佛壇，發現舍利地宮。地宮內有石函，函內放置鐵函。鐵函內共發現金、銀、銅、錫、玻璃、木、珊瑚等多種材質的遺物3555件，其中包括銀函1件、金瓶1件，金瓶內發現7顆銀珠，應系影骨舍利。佛堂（2號）臺基平面近正八邊形，土石混筑。礎石三重，臺基四周邊壁石材包邊，外側鋪有散水石，東、南、西、北四面中央鋪設石踏道。5號位于中軸線北側，平面呈長方形，目前正在進行發掘，建筑結構、建筑性質尚不明確。3號推測為禪房，位于佛殿西側，土石混筑，平面呈長方形，面闊11間、進深2間。臺基外緣發現包邊石。4號位于5號西側，平面呈長方形，土石混筑。推測與僧人生活相關。古城村2號寺廟址出土遺物近萬件，主要包括佛像、建筑構件、壁畫殘片等。其中石質佛像皆為背屏式佛像殘件；陶質佛像主要為模制小型佛像；另發現大型泥塑佛像，殘破較甚。建筑構件主要包括板瓦、筒瓦、壘脊瓦、當溝、獸頭殘件等。鐵器主要為瓦釘等建筑材料。晚期佛寺遺址建筑布局清晰、完整，推測營建于唐代渤海國中晚期，其廢棄亦可能與公元926年契丹攻滅渤海有關。古城村2號寺廟址晚期佛寺布局完整，屋頂使用高等級的綠釉脊飾，結合佛寺位置緊鄰渤海州城與都城，推測可能與渤海國王室有關，可視為我國唐時期東北地區佛寺的代表性遺存，對研究唐代佛寺建筑布局、建筑結構、舍利瘞埋制度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古城村2號寺廟址瓦件整理現場古城村2號寺廟址出土影骨舍利杭州凈慈寺：凈慈寺始建于五代的吳越國。為配合凈慈寺整體改復建工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工程地塊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發掘區域位于凈慈寺的西南部，東臨凈慈寺觀音殿和演法堂，由A、B兩個地段組成，均發現了五代至宋的建筑遺跡。A地段發現的以八邊形夯土臺基為中心的大型建筑遺跡。該遺跡規模宏大，結構清晰，保存狀況較好。整體呈長方形，坐南面北，方向北偏西7°，由八邊形夯土臺基、天井、連廊、踏步、散水、排水溝等組成。八邊形夯土臺基位于天井中心，將天井分割成四個面積相等的直角梯形。北側設踏步，南側與大型夯土臺基相連，形成該組建筑的中軸線。天井東西兩側以廊廡合圍，西側廊廡以西發現廂房遺址，整體布局錯落有致。根據地層和文獻研究推測，該組建筑遺址與凈慈寺的“應真殿”，又稱五百羅漢堂，有密切的關系。B地段主要由三組建筑遺跡和一處庭院構成，保留了由散水、明溝、暗溝和窨井等構成的完善的排水系統，并在庭院區域發現了開鑿于北宋熙寧年間的圓照井遺跡。為了解凈慈寺不同時期的主要建筑的特點、營造手法、規模和形制提供了詳實的考古資料。河南鄭州商都遺址書院街唐宋遺存：為配合鄭州商都歷史文化區兩院二期工程建設對項目區域進行考古發掘。發掘唐宋金元等時期灰坑、墓葬、窯址、水井、窖穴等遺存1300余處，出土有陶器、瓷器、鐵器、骨器、石器等遺物600余件。其中與鄭州唐代開元寺相關的佛教遺物最為重要，主要有石雕菩薩立像、三彩羅漢、素陶帶彩坐佛、佛頭陶范、各種陶瓷銅鐵類的香爐、行爐、佛像等。鄭州唐代開元寺舊址位于發掘區域北邊，種類繁多的佛教遺物為研究鄭州開元寺歷史、拓展佛教考古的內容提供了詳實的科學素材，同時也進一步補充了鄭州城市考古與研究的基礎資料。全國石窟寺的調查與研究，是本年度又一重要熱點。調查成果陸續發表，以《石窟寺研究》、《大足學刊》、《云岡研究》等形成石窟寺研究成果的展示平臺，能及時、準確、專業地報道相關資料與研究成果。石窟寺考古報告的編撰，引入了石窟寺數字技術，像敦煌進行了以壁畫為主的洞窟重建，云岡進行了以圓雕石刻為主的超大型洞窟異地重建和可移動積木式重建，龍門石窟則進行了以古陽洞精細浮雕龕像為主的窟龕重建，不僅使考古報告精細化，也使石窟走上面向公眾呈現的道路。隨著石窟寺材料的不斷刊布，研究的日益豐富，也出現了不少圍繞石窟寺研究與保護的學術會議。宿白先生是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學科體系的建立者、中國佛教考古和新中國考古教育的開創者，在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城市考古、墓葬考古、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學等領域作出了突出學術貢獻。2022年8月3日，是宿白先生100周年誕辰，由山西省文物局、中共大同市委、大同市人民政府指導，云岡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中國考古學宗教考古專業委員會聯合主辦的“云岡學建設暨宿白先生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山西省大同市召開。8月19日，由國家文物局指導，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主辦，四川石窟寺保護研究院和安岳縣人民政府承辦的石窟寺保護學術研討會在四川安岳召開。墓葬的發現與研究本年度墓葬發掘，基本上是以配合基建考古為主，發現數量較多，分布地域廣泛。墓葬的發掘中，既有新方法新理念新裝備的應用，又有新材料的出土。大松山墓群位于貴安新區馬場鎮，發掘墓葬2192座，時代從兩晉南朝至宋明時期，兩晉至隋唐時期墓葬共155座，主要散布于大松山水庫周圍的斜坡地帶，表現出從小聚集家族墓地到公共大墓地的巨大轉變，反映了黔中地區古代文化進程。大松山墓群是貴州乃至西南地區已發掘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一處歷史時期墓地，出土文物眾多，反映了該地區不同時期生活、商貿、信仰、喪葬等文化面貌，生動描繪出西南邊疆古代民族1400余年的歷史畫卷，建立了西南地區考古學年代標尺。其次，這是云貴地區已發掘規模最大、出土器物最豐富、文化因素最復雜的南朝時期墓葬，反映了兩晉南朝漢夷邊界的東移。其三，不同時期的墓葬，地域特色濃郁，反映該地區的對外交往、交流、交融，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發展的生動案例。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考古發掘：西灣墓群位于西灣村北側、冰溝河下游北岸的黃土山崗上，東距青咀灣墓群1-2千米。面積約45萬平方米。2022年對西灣墓群M2、M3、M6和M7進行了考古發掘。西灣M2和M3分別為金城縣主墓和慕容忠墓，均為帶斜坡墓道的單室磚室墓，坐北朝南，東西并列，間距約2米。西灣M2為帶耳室的“甲”字形斜坡墓道單室磚室墓。通長約26.75米。墓道位于墓葬南部，開口平面呈梯形，長13.55、寬2.1-2.5米，斜壁。墓道填土內含碎磚塊、動物骨骼、木炭等。墓道內殉馬4匹，馬骨周圍墊土內包含大量碎磚塊。墓室土壙平面略呈長方形，斜壁。由主室和東、西耳室組成。主室呈方形，約4米見方，北側有棺床，棺床南部有置物臺。主室前方有一過道，過道兩旁為東、西耳室。東耳室南北長約1.86、東西寬約1.53米，西耳室南北長約1.84、東西寬約1.55米。墓葬內出土陶器、木器、絲織品、金屬器等各類文物數十件，以木器為主。有木馬俑、木風帽俑殘件。墓道南側灰堆內出土有唐代紀年墨。西灣M3與M2緊鄰，形制與M2基本相同。在墓室土壙內出土木瓦刀、記號殘磚。墓道內出土木掀、木構件。墓門及照墻、甬道和墓室內殘留有壁畫，面積約12平方米。西灣M6規模較大，為帶斜坡墓道的單室磚室墓，墓室內壁畫保存較好；M7為新勘探發現的墓葬，為墓穴墓道土洞墓，保存完整。西咸新區北城村十六國北朝至唐代墓葬：位于空港新城北杜街道北城村，距離咸陽國際機場4.5公里。2021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對位于空港新城城北杜街道的北城村墓葬群進行了考古發掘，共清理十六國北朝至唐代墓葬217座，圍溝1處。考古表明，該墓群具有完整圍溝、圍溝內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齊，有著明顯的規劃布局，應是一座大型獨立墓園。圍溝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233.5米，南北發掘長度256.5米（地塊內已發掘部分）。圍溝內已發掘217座十六國北朝至唐代墓葬，這批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齊，有著明顯的規劃布局，墓道口位置基本一致，墓葬間距基本一致，應為一處有規劃的獨立的大型墓園。圍溝內的墓葬全部為東向，呈南北縱向排列，同一列墓葬大小規模基本一致，根據規模大小可以分為東西兩部分。東區墓葬應在十六國、北魏至西魏時期，整體而言由東向西，由南向北，墓葬規模變小，時代越來越晚。同時根據體質人類學鑒定，人骨死亡多在壯年，男女比例基本為1：1左右，表明其人群之間必然有共同的血緣或者地緣關系。結合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斷圍溝內墓葬西區的年代應在北周至唐初這一時間段。唐嚴公貺（kuàng）墓：為配合西安市長安區郭杜街道鳳林北路東延伸段項目建設，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共清理發掘3座唐墓。其中一座墓葬，平面呈“刀把”形，南北向，墓室被盜，葬具及人骨不存，出土塔式罐蓋、陶半身俑、陶狗、墓志。墓志長76.7、寬77.1、厚14.5厘米，四周線刻十二生肖，獸首人身，每面三個，墓志正面陰刻正書42行，滿行45字，共1769字。從墓志可知墓主為嚴公貺（kuàng），是由唐代著名文學家、書法家柳公權撰文并書寫。這是現存唯一經考古發掘、有明確出土地點的柳公權晚年撰書的墓志。不僅補充了缺載的嚴公貺生卒年份、仕宦經歷等信息，完善了嚴氏家族譜系及其與河東柳氏的姻親關系相關信息，也為研究柳公權書法藝術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M3墓志發掘現場M1出土塔式罐M2出土小陶狗天津薊州區白馬泉村北墓地發現漢至明清時期墓葬84座，其中唐遼時期墓葬發現較多，共24座，按墓室平面形制可分為弧方形、圓形、橢圓形、馬蹄形、船形及梯形磚室（磚石混筑）墓，均為南北向，雖然部分墓葬盜擾嚴重，但墓葬形制多樣，隨葬器物類型較為豐富。唐墓較多，一般由墓道、墓門、甬道、墓室幾部分組成。M1墓門東西兩側有翼墻，墓室平面為弧邊方形，因盜擾嚴重，僅殘存墓室底部，東西墓壁上殘存有影作燈擎，棺床位于墓室西北部，平面呈曲尺形，出土有灰陶倉、盆、鐺、鏊、罐、熨斗，銅錢等；M48墓室平面呈圓形，墓壁殘存有影作燈擎，棺床位于墓室北部，呈半圓形，該墓隨葬品保存較完整，出土有銅缽、銅鏡、陶罐、瓷瓶盞、石串珠、鐵器和銅錢等；M72墓室平面形狀呈船形，墓壁三面向外弧凸，因盜擾嚴重，僅出土小銅件1枚；M77平面呈梯形，南寬北窄，兩側墓壁略弧，墓室規模較小，僅能容身，出土有瓷碗、陶罐、鐵剪刀、銅錢、漆器（僅存部分殘片）等。遼墓較少，M81墓室為圓形，磚石混筑，僅殘存墓室底部，未見棺床，隨葬器物以陶明器為主，組合關系保存較為完整，有灰陶廣口罐、帶鋬罐、雙系罐、花口碗、釜、甑、小盤等。白馬泉村北墓地延續時間長、形制多樣、隨葬品組合特征明顯，出土遺物豐富，豐富了該地區漢至明清時期的墓葬資料，為研究該地區歷史時期的墓葬形制、喪葬制度、喪葬習俗及社會歷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實證資料。山東聊城傅大門唐代墓地是重大發現，共清理唐代墓葬35座，出土陶器、瓷器、銅器、鐵器、漆木器、蚌器、磚質墨書墓志等各類材質文物110余件套，為魯西乃至山東地區的唐墓斷代提供了重要標尺。且墓葬形制多樣，時間跨度大，為研究魯西地區唐代中小型磚室墓演變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山西大同平城區智家堡唐代墓地：為配合大同市開源街北側城市棚戶區改造項目建設，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后，2022年6月至9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對建設項目用地范圍內進行了考古發掘，共清理唐代墓葬58座，中小型土洞墓57座，1座圓形單室磚墓。土洞墓根據平面形狀可分為長方形、梯形及不規則形三類，皆為豎井式墓道，多數有階梯，墓向均為南北向，墓主人頭向南或西，墓室北部大多設“凹”字形生土棺床，其上置木棺或不置棺，形式有單人葬、夫妻合葬或多人合葬，還有二次葬、遷葬以及殉葬動物的現象。五座墓墓室四壁有供放十二生肖俑的壁龕，有的墓壁模仿生前房子的式樣，雕有破子欞窗、板門、燈檠和仿木構建筑等。最為重要的是M47與M90兩座墓的發掘，出土有“貞元十一年（795年）”和“元和五年（810年）”石墓志，為智家堡唐代墓地的考古斷代提供了年代標尺，志蓋上刻有十二生肖圖案，為跪坐狀或站立狀的獸首人身。圓形單室磚墓（M90）為夫妻合葬墓，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墓室、耳室組成。墓室平面呈圓形，四隅設有精美的磚雕仿木結構，墓室東、西、北三壁設有挑出墓壁的半圓形磚臺，是為放置十二生肖俑而設，這是目前山西公布唐墓資料中的孤例。墓室東壁掏有耳室，其內磚砌，置單棺木及未成年女性骸骨，附帶耳室的建筑形式，也是本地區唐代磚室墓的首次發現。隨葬器物以塔形罐和梟首壺為主，有少量的黃白釉執壺、黃白釉碗、銅鏡等，具有典型的中、晚唐時期特征。山西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門、石槨這是大同地區考古發掘唐墓數量最多的一次，墓葬分布較為集中，保存狀況良好，排列有序，相互間無打破關系，推測為有規劃的家族埋葬區，不排除多個家族的可能性。發現的兩座紀年墓為研究大同唐代墓葬年代提供了確切依據，對于了解唐代云州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喪葬習俗等提供了重要資料。長治潞州屈家莊唐代墓地：為配合潞鼎觀園項目建設，2022年4月至5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長治市古建筑保護和考古研究所進行考古發掘。共發掘清理出5座唐墓和25座明清墓。5座唐墓中3座（M1、M20、M21）出土了墓志，有了確切紀年，分別為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咸通九年（公元868年）。3座唐墓均為土洞墓。M1墓室四壁近底部處有16個拱形壁龕，東西各6個，南北各2個，壁龕內均有未經燒制的泥俑，包括彩繪的鎮墓獸、天王俑、文官俑，還出土塔式罐、白瓷渣斗等，另有一合墓志。志蓋篆書，志蓋頂部四周里側陰刻八卦圖案及8天干，外側陰刻詩文“悲風吹黃蒿，挽歌度西水，車馬卻歸城，孤墳月明里”。志蓋外側四周陰刻花草紋飾線條。志文陰刻楷書23行，從墓志可知墓主為官吏，明確紀年及具體位置。依據墓志記載在其北側4.5米處找到其長子墓。M20墓道內發現銅鏡一枚，墓室東北部出土了白瓷執壺、白瓷碗、白瓷茶甌、鐵勺、鐵制茶碾、綠瓷渣斗等成套茶具，組合完整。墓志蓋篆書，蓋四周陰刻花草線條。志文陰刻楷書21行。由此可知墓葬為合葬墓，墓葬主為官吏，死于全昌五載，20年后遷葬于此。長治潞州屈家莊三座唐墓均為紀年墓，為我們揭示了墓主的生平族譜，成組的墓俑讓人得以窺探墓主的內心世界，精美的茶具也凸顯出墓主的生活情調，這些都為研究本地區和同時期古代喪葬文化和社會文化提供了新的例證和研究材料。2022年在龍門石窟奉先寺保護工程中，有了考古新發現。奉先寺盧舍那大佛表面首次發現金、銀等元素，大佛區域的菩薩造像發現品相極高的琉璃材質眼珠。在彩繪顏料檢測的基礎上，工作人員在盧舍那大佛的額頭、普賢菩薩臉部、文殊菩薩發冠右側、北壁天王發冠正面等多處檢測出金銀元素，認為當初雕像完工的時候，很有可能是身繪彩衣，再覆金箔。盧舍那大佛右側脅侍普賢菩薩的右眼保留了完整的琉璃眼珠，左眼眼珠保留外側一半，表面上有風化物覆蓋。初步分析，眼珠的鑲嵌膠結料為鉛白，琉璃的主要成分與古代的琉璃成分一致。通過現場觀察和超聲波無損檢測可知，目前琉璃無明顯的風化現象，保存較好。2022年，熱水聯合考古隊繼續開展考古工作，對2007QM1進行了再發掘。發掘了墓園部分，由塋墻、房址組成，經過重新發掘，確認該墓墓園形制和規模與2018血渭一號墓相似，確認了墓葬照墻、墓室結構等，并對墓壙和墓室數量有新的認識；另外對血渭一號墓進行補充清理，發掘了墓葬南側的殉馬坑K4、K5，提取考古信息，糾正了殉馬坑的墓葬數量。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07QM1發掘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07QM1發掘血渭一號墓墓前殉馬溝發掘血渭一號墓墓前殉馬溝發掘血渭一號墓墓前殉馬溝發掘血渭一號墓墓前殉馬溝發掘2022年全球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由波蘭華沙大學考古學家Mi?osz Giersz領導的考古團隊，在秘魯北部海岸的El Castillo de Huarmey遺址，發掘的一座瓦里帝國（公元650-1000年）工匠墓入選。2022年隋唐帝陵研究稍顯沉寂。朱超龍關于隋煬帝墓的制度探討（《隋煬帝墓的規格、形制與唐初“斟酌漢魏”制度》，《考古》2022年第6期）。朱津等討論了后周皇陵的選址問題（《后周皇陵的選址問題》，《華夏考古》2022年第1期）。但近年來青藏高原吐蕃時期墓葬考古新發現成為熱點，特別是西藏當雄墓地、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等，它們等級不同、形制各異，但卻體現出十分豐富的文化內涵。霍巍分析了這批墓葬，認為從中可以窺見青藏高原本土的文化因素和來自中原、河西地區的文化因素相互交織融合，體現出７—９世紀生活在這里的不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若干歷史片斷，為認識吐蕃時代的墓葬制度與喪葬習俗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從青藏高原新出土的吐蕃墓葬看多民族的交流融合》，《中國藏學》2022年第4期）。韓建華針對2018血渭一號墓的墓主以及吐蕃化因素進行分析（《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墓主考》，《中原文物》2022年第1期；《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吐蕃化因素分析》，《考古》2022年第10期）。王俊錚以長川1號墻為中心，分析了高句麗墓葬壁畫中的佛教元素（《北朝石窟視閾下高句麗墓葬壁畫中的佛教元素——以長川1號墓為中心》，《敦煌研究》2022年第3期）。夏吾卡先討論了吐蕃系統彩繪棺板畫（《吐蕃系統彩繪棺板畫研究三題》，《國學學刊》2022年第2期）。劉喆等在五代社會變革視野下探討了五代的喪葬禮俗（《五代社會變革下的喪葬禮俗研究》，《文物》2022年第5期）。墓葬研究方面，集中在墓葬制度、出土遺物以及壁畫等方面。王敏鳳根據出土遺物，對洛陽伊川大莊唐墓的時代進行重新判定，同時對墓葬出土的打馬球的八角菱花的出現年代及與中西文化交流進行論證（《洛陽伊川大莊唐墓出土銅鏡年代及反映的文化交流》，《中原文物》2022年第4期）。潘鈺探討了中南工大唐墓出土金銀器的性質（《明器抑或實用器：中南工大唐墓出土金銀器的性質再探》，《美成在久》2022年第4期）。田蕊對唐墓壁畫中的列戟圖研究，從列戟圖的內容、布局、等級以及墓主人及其列戟情況等方面，對墓室中列戟圖所反映出的具體制度與壁畫內涵進行探析（《墓室壁畫與等級制度：唐墓壁畫中的列戟圖研究》，《美術大觀》2022年第8期）。鐘華等對熱水墓群出土植物遺存進行石窟，以探討吐蕃統領的吐谷渾邦國時期的生業模式（《吐蕃統領下的吐谷渾邦國時期的生業模式初探——以青海熱水哇沿水庫遺址和墓葬浮選出土植物遺存為例》，《南方文物》2022年第4期）。手工業考古與研究晉陽古城遺址發現隋唐時期瓷窯遺址，位于晉陽古城遺址內西北區域晉源苗圃內，疊壓于晉陽古城唐代文化層之下，共發現3處瓷窯爐遺跡，均保存較差，二號窯爐保存相對好，基本能夠復原基址形制與結構。均為馬蹄形饅頭窯，由火膛、窯室和煙道組成，火膛與窯室之間有擋火墻，窯室與煙道之間也有煙道墻相隔。火膛內發現大量的木炭灰，證明瓷窯使用木炭為燃料。出土窯具1600余件，主要為支具和墊具，支具有蘑菇形和喇叭形窯柱，盆形匣缽和圓頭條狀支具。出土瓷片主要為青瓷和白瓷，另外還有素胎瓷塑。白瓷器型為罐、碗、杯、缽和器蓋等，釉色多白中泛青或白中泛黃，基本都施有白色化妝土。青瓷器型為罐、甕、碗、盆、缽、瓶、燈臺、紡輪等，釉色有青綠釉、青黃釉、青褐釉和花釉。胎為泥質，胎色多為青灰色、灰白色和黃白色。出土器物有顯著的隋代或唐代早期特征，該瓷窯為隋代瓷窯址，使用時間不長，燒制器物種類少，但技術水平較高。該窯址是山西地區目前發現最早的瓷窯址，填補了相關研究的空白，在中國古陶瓷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何歲利等通過對西市遺址歷年發現的制骨遺存進行梳理和分析，從骨器生產、制骨流程等方面對唐代西市制骨手工業進行初步考察，并探討唐長安西市制骨手工業生產管理、經營模式等狀況（《唐長安西市遺址制骨遺存與制骨手工業》，《南方文物》2022年第4期）。沈麗華以通覽的方式對漢唐時期都城周邊的窯爐遺跡進行考古學分析，認為漢唐時期都城地區的窯址以陶窯為主，主要包括陶俑窯、磚瓦窯、冶鑄用烘范窯三大類。窯爐多集中分布、規整有序，具有“官窯”性質。窯場在都城中的位置分布與城市規劃建設關系密切（《漢唐時期都城地區窯業生產略論》，《南方文物》2022年第4期）。運河考古南京大學考古文物系及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開展江蘇海上絲綢之路申遺點的調查工作，為探尋隋唐時代“掘溝”運河遺址，2022年對隋唐“掘溝”線上重要節點城市如皋市境內的“掘溝”運河河道及徐家橋聚落遺址做小面積發掘，發現運河河道及灰溝、灰坑等各類遺跡11處，時代有唐代、晚唐五代、宋代等時期，出土唐代至宋代的文物標本200多件，包括瓷器、釉陶器、鐵器、銅錢、銅像、磚瓦、建筑構件等。考古的初步收獲是：如皋市以東的運河故道應即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所記載的“掘溝”，本次發掘證實“掘溝”運河至少在唐中晚期已經存在，圓仁所載“掘溝”完成于隋煬帝時極可能是真實的史料。本次發掘的如皋市“徐家橋遺址”緊貼“掘溝”運河，其最早地層為唐代，是如皋城市以東古“掘溝”運河沿線迄今發掘的年代最古老的村落遺址。如皋歷史城區最古老的文化遺跡目前確認是唐代，而且唐代地層和遺跡主要分布在古“掘溝”兩岸，這表明唐代“如皋鎮”的興起與掘溝運河的開挖運行有直接的關系。墓志與石刻碑刻、墓志研究向來受到古史研究者的青睞。隨著科學考古發掘墓志的出土和刊布，墓志刊布呈現出新的樣態，考古工作者整理出版的墓志，帶有考古的明顯特征；不僅關注志蓋與墓志的質地、尺寸、形制、紋飾、字數、字體等信息，還關注出土的墓志墓葬形制與規模、隨葬器物的種類與組合、墓志的出土位置、保存狀況等。2022年的隋唐墓志研究論文數量可觀，主要散見于各類期刊、集刊。墓志研究可以概括為：墓志紋飾、葬俗葬制、家族世系、職官制度、宗教信仰、民族融合研究、書法語言等方面。墓志研究仍以新出單方墓志的考釋、考略、考析為主，綜合性研究的論文數量較少。仇鹿鳴、夏婧的《五代十國墓志匯編》出版，本書廣泛調查金石著作、考古報告、石刻圖錄、地方文獻等，搜羅完備，剔除偽志誤收，輯錄歷代出土的五代十國墓志共四百二十余方，十國墓志收錄的下限以各國滅亡時間為準。本書據志主姓名另擬志題并編制目錄，書后附有完整的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五代十國墓志匯編》書封專著、文集出版在學科繁榮的情況下，出版了一批考古專著，有考古報告、會議論文集、個人文集。韓國河主編《根與魂：考古學視野下不斷裂中華文明研究》，是鄭州舉辦的“根與魂：考古學視野下不斷裂中華文明”學術研討會論文的結集，分為“考古理論研究”、“文化變遷研究”和“物質文明研究”三個部分，涵蓋了聚落、城市、墓葬、手工業、簡牘、文化遺產保護等多個領域（科學出版社，2022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學者文集中，像沈睿文的《墓葬中的禮與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齊東方的《行走在漢唐之間》（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等；還有其他學者文集，像《何士驥文存》（方遙、龎壯城著，清華國學研究院編，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年）、《讀圖觀史：考古發現與漢唐視覺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展覽圖錄有《中茲神州：絢爛的唐代洛陽城》、《塵外千年：定州靜志寺、凈眾院塔基地宮出土文物展》等。《讀圖觀史：考古發現與漢唐視覺文化研究》書封2022年隋唐考古的總體動態為，在考古材料不斷積累的基礎上，研究逐漸進入一個嘗試突破、主動探索、孕育轉型的重要時期，一些新的研究動向值得關注。一是城址考古，都城考古由宮皇城向里坊、市場轉變，地方城址、邊疆城址異軍突起，城址研究逐漸展現出為多元一體文明形成過程提供實證的新格局；二是墓葬制度的研究，帝陵研究注重歷史長時段中的關鍵節點，譬如隋代帝陵制度、五代帝陵制度的探索。一般墓葬研究突破個體與細節的局限性，嘗試開展宏觀的、長時段的綜合考察。展望未來，中國歷史時期考古研究者將在保持考古學研究的科學性、嚴謹性與客觀性的史料基礎之上，更多關注長時段、全局性、本質性的重大考古問題，堅持用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和考古學的獨特理論與方法，與文獻史學比翼雙飛，共同闡釋和書寫隋唐歷史與文明。理論思考與創新在與傳統的文獻史學從同質互補發展到異質互動的當下，歷史時期考古學反思當今的學科定位，明確學科任務與學術發展方向，以強調考古學的獨立性，并力圖走出史學一統的局面成為當下熱點。在考古百年時關于考古學與文獻史學的大討論之后，這種理論思考仍在繼續。劉毅提出以考古學為主體視角的文獻利用，是從考古學立場出發，借助真實可信的歷史文獻資料分析解讀考古材料，最大程度地還原其產生或形成之時的場景實境，構建新的歷史記錄（《明確主體 發微知著——宋遼及以后考古學研究中的文獻利用問題》，《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陳淳認為考古學的歷史重建與文獻歷史有本質的區別，其研究材料的物質性決定了必須依賴自然科學手段的幫助，以提煉其中不可直觀的隱形信息。而且，考古學與歷史學相比，更加擅長探索環境、生業、技術、人口和社會復雜化的長時段發展。考古學擅長重建的并非歷史文獻的那種政治史和編年史，而是人類適應環境、改造環境，將自己組織起來，從原始游群向國家和文明社會發展的整體史（《建立歷史、科技和人文整合的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7月7日）。徐堅認為即使與歷史文獻學密切相關，歷史考古學也無法印證歷史事件，更不應以此為學科目標，而只能從考古學材料本身屬性出發，建構獨特的群體史和趨勢史。只有在各自獨立完成整體性歷史面貌的復原后，歷史考古學和文獻歷史學才有可能開展對話（《三角緣神獸鏡再檢討：從金石學、以物證史到歷史考古學》，《學術月刊》2022年第3期）。施勁松認為考古學與歷史學的結合，并不僅僅是物質遺存和文字兩類材料互補、互證那么簡單。用文獻書寫、建構的歷史是為某種“觀念”貫穿的歷史，因而呈現出連續性。在紛繁復雜的考古材料中卻不存在這樣的“觀念”，由考古材料建構的歷史可能具有多個發展線條，呈現出的是多元化、多層面的歷史。因此，考古學與歷史學都在進行建構，但材料、方法、路徑不同，兩者在更高層次上的結合，其意義在于將不同的歷史發展線索相交織，從而使全球史更加立體，更加豐富多彩，更加貼近歷史的原貌（《中國考古學與世界古代文明圖景》，《歷史研究》2022年第1期）。歷史考古學與文獻史學形成異質互動的同時，也要繼續改善和發揮其類型學和地層學優勢，為歷史重建和社會演變提供更加細致、精密的時空框架，融合科技考古的手段，為環境、技術、經濟、貿易和人口變遷提供關鍵信息。歷史考古學要以融合的學科視野，不斷嘗試創新，尋求與其他學科的交叉點，不斷吸收其他學科的理論思維、研究方法，努力探索新視角及新方法，才能在與文獻史學互動中發揮本身的優勢。